【编者按】
在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一批专业素养突出、曾经创下亮眼发展实绩的“能人干部”相继落马,引发社会深思。长期以来,部分地方在干部评价中容易陷入“重才干、轻德行”的误区,不自觉地以发展成效代替纪律检视,被干部的专业光环、改革政绩遮蔽权力运行中的风险,滋生“只要能干成事,小节可以包容”的错误认知。黄奇帆案正是这一类“能人腐败”的典型样本。
本文结合徐刘蔚、王富玉同类案例,剖析“能力掩盖作风”这一廉政风险,警示各级监督主体:政绩从来不是违纪违法的“免罪牌”,专业能力不能突破党纪国法的底线。越是承担改革重任、手握重要资源决策权的干部,越要扎紧监督的笼子;广大党员干部更当谨记,权力来自组织、权力属于人民,才干要用来为民谋利,而非成为谋求私利的外衣。特刊发此文,供读者思考镜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6年10月13日通报,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发舆论深度讨论。在国内经济领域,黄奇帆长期被视作典型的专家型领导干部,兼具深厚的地方治理实操经验与系统的经济理论积淀。此案的查处,抛出一个值得持续深思的廉政命题:干部的专业本领再强、发展政绩再亮眼,都绝不能成为作风失守、纪律松弛的挡箭牌。耀眼的“能力光环”,往往容易遮蔽权力运行深处的风险盲区,“能人腐败”的治理课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黄奇帆生于1952年,数十年深耕金融、国资运营、土地制度、地方投融资体系等核心领域。早年他参与上海浦东开发建设,2001年赴重庆工作,后担任重庆市市长直至2016年卸任。主政重庆期间,他主导大规模城市扩容建设、市属国企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创新、产业链招商、地方投融资平台体系搭建,精通地方财政调度与资本运作,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被舆论冠以“政金奇才”的评价。即便卸去领导职务之后,他依旧活跃在国内各类学术论坛、国际交流会议,2025年12月,他还以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的身份,出席“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直至接受审查前夕,他仍频繁受邀奔赴各地,围绕宏观经济议题开展讲座。一名退休多年的高级干部被查处,再次释放明确信号: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退休不是贪腐的“保险箱”,离任不等于权力责任清零。
主政重庆时期,黄奇帆留下多项广受关注的改革探索成果。任职重庆期间,他推动构建“渝富模式”,依托国资平台实施债务重组,化解数百亿元国企不良资产,盘活一大批市属国有集团,有效缓释地方金融风险,一度成为国内地方处置不良资产的标杆样本;创新推出地票制度,激活农村闲置建设用地资源,统筹城乡土地要素配置,为乡村振兴筹措资金,是全国城乡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试点。产业发展层面,他推动重庆建成全球规模领先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让一座内陆城市成长为世界级电子信息制造基地;牵头打通渝新欧国际铁路通道,开辟西部陆路对外开放通道,助力重庆实现从内陆腹地向开放高地的转型。退出领导岗位之后,黄奇帆持续投入经济理论研究,出版专著、发表大量演讲与文章,围绕资本市场建设、房地产长效治理、新质生产力培育、要素市场化改革、金融供给侧改革等重大课题形成系统性论述,不少观点被各地政府、学术机构、金融行业广泛引用。过硬的专业积累、成熟的实操思路、看得见的改革成效,层层叠加,为他披上一层厚重的能力光环。
而恰恰是这类业务功底扎实、改革成果突出的干部,极易落入“以能力掩盖作风”的认知陷阱。从组织监督层面,容易被亮眼的改革成效所牵引,对其权力运行流程、纪律作风表现放松检视力度;社会舆论层面,往往聚焦地方发展成果,弱化对公权力边界的审视与追问。干部自身也容易滋生认知偏差:只要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改革实现突破,个人在权力行使、作风小节上的问题就可以被包容,专业能力和发展功绩,天然具备容错的空间。
《中国渎职调查报》曾刊发报道《最会给资本立规矩的县长落马:对外死守公利,为何管不住自己的私心?》,聚焦贵州省徐刘蔚一案,这正是与本案高度同质的反面样本。2014年,时任丹寨县县长的徐刘蔚在万达集团对口扶贫座谈会上提出,万达在丹寨落地产业的利润不得带出县域,由地方政府监管、按照普惠原则分配。这段对话广为传播,徐刘蔚由此收获“直面资本、为民谋利”的公众标签。可光鲜的干事形象之下,廉洁防线悄然崩塌,之后徐刘蔚被贵州省纪委监委通报审查调查。他与黄奇帆的案例形成共同警示:对外展现的谈判魄力、治理思路、干事决心,并不代表权力行使全程恪守规矩;公众所看见的政绩,永远不能替代党纪国法的刚性约束。
在同类案件中,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的教训同样深刻。王富玉在海南、贵州两地任职近三十年,长期分管区域开发、文旅产业、扶贫建设,是圈内公认擅长区域开发操盘、招商引资谋划的干部。在公开场合,他常常宣讲为民执政、廉洁从政的理念,居所、办公室悬挂“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的古训,主动塑造自省自律、心系民生的形象,不少基层干部、市场主体认可他的发展思路,其主导的部分文旅、区域开发项目一度被当作地方发展样板。他刻意分割公开表态与私下行径,台前是谋划发展的实干主官,幕后长期和私营企业主勾连,是典型依靠政绩口碑掩盖贪欲的两面人。在反腐专题片中,王富玉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忏悔:“我要钱干什么,埋你啊!”他坦言,长期沉浸在“自己有功、能干事”的自我认知中,觉得推动地方发展贡献突出,于是放松自我约束,错误认为政绩可以抹平自身问题,靠着抓发展的能力光环长期规避监督,贪欲持续数十年,直至退休之后依旧不收手。这类能人腐败,潜伏期漫长、伪装性极强,一边推进项目、创造显性政绩,一边悄悄进行利益输送,对政治生态和公共利益的危害,更具隐蔽性。
梳理纪检监察机关多年查处的同类案件,一批落马官员都拥有极强的专业禀赋:有的精通城市规划建设,有的擅长招商引资布局,有的熟稔财政金融运作。他们掌握土地、国资、重大项目等稀缺资源的决策权,专业能力越强,一旦权力观发生扭曲,违规决策、利益输送所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经济风险就越大。能力本身是中性的,是服务公共治理的工具;一旦理想信念滑坡,再精湛的专业本领,都有可能异化为规避监管、包装违规行为的外衣。
政企交往、重大改革试点、土地与国资运营,向来是“能人干部”廉政风险高发领域。地方发展离不开市场主体的投资参与,干部代表地方与大型企业谈判博弈、争取发展红利,属于正常履职行为。但是,所有商务谈判、项目决策、利益调整,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推进,坚守法治底线。不能将公权力和资本的博弈,异化为个人魄力的展示,更不能打着地方发展的旗号,突破制度框架的约束。公众眼中强势的谈判、亮眼的招商成果,都不能成为权力脱离监督的借口。黄奇帆当年推动的地票改革、渝富国资平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等探索,本身具备制度创新价值,但越是改革创新事项,越需要配套严密的监督制衡,改革创新绝不能成为规避纪律约束的理由。
这一系列案例,也为干部考核监督体系敲响警钟:干部评价考核,要破除“唯业绩、唯能力”的惯性思维。选拔任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行操守排在才干前面。不能无限放大对“能人”的容错空间,对业务骨干身上显露的作风苗头、权力滥用倾向视而不见。恰恰是承担重大改革任务、手握核心决策权、专业能力突出的干部,更要常态化、高密度跟进监督,紧盯重大事项决策流程,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持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范借改革、发展之名任性用权。
对干部自身而言,更要清醒认知:个人才干,依托组织赋予的岗位平台才有施展空间,能力不属于个人私产,更不能换取特权。越是善于干事、精通业务,越要常怀敬畏之心,厘清干事创业和任性用权的边界:发展成果抵消不了作风缺陷,专业能力替代不了制度约束。一旦党性修养、纪律防线松动,再高明的经济治理思路,最终都会滑向违纪违法的歧途。
黄奇帆被查,连同徐刘蔚、王富玉等一系列案件,共同揭示一条不变的管党治党逻辑:全面从严治党没有例外,不存在“能力超群就可以免于监督”的特殊干部。无论职级高低、改革成果大小、行业声望高低,公职人员都必须守住纪律红线。干部监督工作,必须持续扭转“重才干、轻德行”的固有倾向,穿透政绩光环、专业人设的遮蔽,紧盯作风建设,聚焦重点领域权力运行,系统防范能人腐败,一体筑牢拒腐防变的制度与思想防线。
(中国渎职调查报评论员 王锦钰)
声明：本文所涉黄奇帆、徐刘蔚案相关事实,最终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贵州省纪委监委官方通报为准。
来源：中国渎职调查报
编辑：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