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渎职调查报 评论员 王锦钰
2026年7月1日，《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这部“30年磨一剑”的法律，以“托底线、救急难、促公平”为核心，明确了政府在民生保障中的法定职责，彰显了法治护航民生的初心。然而就在这部民生大法落地前夕，江西九江的一场“物业费治理”风波，却引发了全网热议与争议——共青城市、柴桑区、武宁县、彭泽县等多个县市区接连发布倡议书，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主动补缴历史欠费，甚至带动身边亲友缴费；更有彭泽县直接将物业费缴纳情况，与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硬性绑定，不缴则前途受限。
这场看似“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举措，却在舆论场上掀起轩然大波。作为职业认证记者，结合《社会救助法》的立法精神、住建部相关管理规定，以及当下物业行业的现实困境，我们深度剖析这场风波背后的治理偏差：基层治理的初心是保障民生、化解矛盾，而非用公权力绑架民事权利；解决物业费收缴难题，更不能背离法治原则，否则不仅无法破解顽疾，反而会透支政府公信力，与社会救助法所倡导的“公平、法治、为民”理念背道而驰。
风波核心：公权力越界，把民事契约变成“政治任务”
梳理九江多地区的倡议书内容，核心诉求高度一致：以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的“带头作用”，带动全民缴纳物业费，破解当前物业收缴率低迷的困境。据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物业服务企业500强的平均收缴率已从2020年的93%跌至71%，五年暴跌22个百分点，2025年全年物业撤场项目更是达到173个，不少中小物业陷入经营困境，九江当地的物业治理压力可见一斑。
初衷或许可理解，但做法却彻底偏离了法治轨道。首先，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本质是“我出钱、你服务”的平等民事关系，依据《民法典》规定，业主缴纳物业费的前提，是物业公司履行了约定的服务义务，这是纯粹的商业契约行为，与业主的身份、职务毫无关联。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普通群众，在物业面前都是平等的业主，缴费的核心是“服务值不值”，而非“觉悟高不高”。
但九江部分地区的举措，却硬生生将这份民事契约拔高到了政治高度：不缴物业费，就是“党性不强、觉悟不高”；彭泽县更是将缴费情况与干部提拔、评先评优挂钩，等于用公权力强制公职人员“无条件缴费”——即便物业公司服务劣质、收支不透明，即便公职人员有合理的拒缴理由，也必须妥协，否则就要承担“前途受损”的后果。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公权力为物业公司“站台”，是对民事权利的粗暴干预，更是对法治精神的漠视。
更离谱的是，部分倡议书还要求公职人员“带动身边亲友”缴纳物业费，这种“一人缴费、连带亲友”的逻辑，与“株连”无异。公职人员的职责是依法履职、服务群众，而非替物业公司“催缴费用”；亲友是否缴费，取决于其与物业公司的契约履行情况，与公职人员的“带头觉悟”毫无关联。用身份要挟、用亲情作筹码，逼着公职人员屈从，不仅剥夺了公职人员的合法消费选择权，更会让群众对政府的治理方式产生质疑。
乱象根源：避重就轻，无视物业费收缴难的核心病灶
九江这场风波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中“病急乱投医”的浮躁心态——面对物业费收缴难这一基层顽疾，不去深挖根源、破解矛盾，反而选择最简单、最粗暴的“身份绑架”，本质上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
事实上，大面积拒缴、拖欠物业费，从来不是业主单方面的“诚信问题”，而是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的“信任危机”。住建部早在2020年就发布通知，明确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建立服务信息公开公示制度，如实公布收费标准、公共收益收支、设施设备维保等信息，接受业主监督；同时要求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建立投诉快速处理机制，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但现实中，不少物业公司却背离了这一要求：收了钱不干事，电梯坏了长期无人维修，垃圾堆成山无人清理，小区电梯广告、停车费等公共收益去向成谜，维修基金被违规挪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中物智库数据显示，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仅73.2分，创下近年新低，这正是业主缴费意愿持续下降的核心原因——老百姓从来不是不讲道理，而是“花钱要花得明白、花得值”。当物业公司未能履行服务义务，未能做到收支透明，业主自然有权利拒绝缴纳物业费，这是《民法典》赋予业主的合法权利，也是市场“用脚投票”的正常体现。
但九江部分地区的倡议书，却只强调“业主缴物业费是法定义务”，却对物业公司的服务质量、收支透明等核心问题避而不谈，甚至变相包庇物业公司的违规行为。这种“只罚业主、不督物业”的做法，不仅无法化解矛盾，反而会加剧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对立，让物业费收缴难的问题陷入“越逼越拒、越拒越逼”的恶性循环。正如住建部通知所强调的，住宅物业管理事关群众生活品质，事关城市安全运行和社会稳定，基层治理者应聚焦矛盾根源，而非简单粗暴地转移矛盾、绑架权利。
法治警示：社会救助法落地，更需守住基层治理的法治底线
《社会救助法》即将施行，这部法律的核心意义，在于以法治手段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规范政府的救助行为，强调“依法救助、公平救助、精准救助”。而九江物业费风波所暴露的，正是部分基层治理者法治意识的缺失——混淆公权力与民事权利的边界，用行政手段干预民事纠纷，这种做法不仅与社会救助法的立法精神相悖，更违背了住建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
基层治理的核心是“为民”，而“为民”的前提是“依法”。破解物业费收缴难这一顽疾，从来没有“捷径”，更不能靠“瞎胡闹”，唯有遵循法治原则，坚持“疏堵结合”，才能真正化解矛盾、实现共赢，这也是社会救助法所传递的“法治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
首先，基层政府应找准自身定位，回归“监督者、协调者”的角色，而非“参与者、施压者”。依据住建部通知要求，街道应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指导监督物业公司履行服务义务，推动业主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搭建业主与物业的沟通平台，而非用公权力偏袒某一方、绑架某一方。对于物业公司的违规行为，应依法查处；对于业主的合理诉求，应依法协调解决，让双方在法治框架内化解矛盾。
其次，必须推动物业服务提质增效、收支透明。基层政府应督促物业公司严格落实住建部的要求，在小区显著位置设立公示栏，如实公布物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公共收益收支、电梯维保等信息，接受业主监督；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让业主参与物业定价和服务评价，对服务质量不达标、收支不透明的物业公司，依法责令整改、清出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最后，要明确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的边界。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本身没错，但这种“带头”必须坚守法治底线、不违背市场规则、不牺牲合法权益。党员干部的“担当”，体现在依法办事、公正履职上，体现在推动制度完善、化解基层矛盾上，体现在监督物业公司提升服务质量上，而不是不分是非黑白地“盲目带头缴费”，更不是用自身前途为劣质物业“背书”。
民生治理，要“解民忧”而非“添民烦”
物业费收缴难，确实是基层治理的顽疾，关乎小区正常运转，关乎群众生活品质，更关乎基层社会稳定。但解决顽疾，必须坚守法治初心、遵循市场规律，不能“病急乱投医”，更不能用公权力绑架民事权利。九江物业费风波，给所有基层治理者敲响了警钟：基层治理不是“简单粗暴”的行政命令，而是“精准施策”的法治实践；民生工作不是“面子工程”，而是“民心工程”，既要解决问题，更要赢得民心。
《社会救助法》即将落地，这既是对困难群众的法治保障，也是对基层治理的法治要求——基层治理者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明确公权力的边界，尊重民事权利，聚焦矛盾根源，用法治手段化解民生难题。
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已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化解物业矛盾，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民生重点。对于九江而言，与其花费精力搞“身份绑架”，不如沉下身子解决实际问题：督促物业公司提升服务质量，推动收支透明化，畅通业主诉求渠道，让业主“心甘情愿”缴费，让物业“名正言顺”收费。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破解物业费收缴难的顽疾，才能让基层治理回归法治轨道，才能让《社会救助法》所倡导的“公平、法治、为民”理念真正落地生根，才能让民生治理真正“解民忧、暖民心”，而不是沦为让人尴尬、让人愤怒的“瞎胡闹”。
我们将持续关注九江物业费风波的后续进展，也将持续聚焦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实践与民生难题。你身边是否遇到过物业违规、缴费纠纷？
编辑：河图